党史经典故事集合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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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党史经典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第2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第3篇: 党史经典故事

  昌式的老红军—邓丹明

  蒋玉香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

  大家上午好!

  我是株洲市演讲与口才学会蒋玉香,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渌口区五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革命故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甘祖昌式老红军”。

  1951年春天,一位身着北方大棉袄的人来到茶陵腰陂区大冲村,他肩上挂着一个斗笠,斗笠上印有“延安”二字,村上的人惊奇地称之为“从延安回来的人”。是的,他就是从延安回来的邓丹明。

  邓丹明18岁离开家乡参加红军,他聪明过人、骁勇善战,长征时当过指导员。有一次,48团政委罗章被敌军围困,增援部队两次施救无功而返,最后王震亲自点名让邓丹明带兵营救。邓丹明不负众望,将罗章成功救出。贺龙事后感叹道:“邓丹明,你真是个猛子呀!”于是,邓丹明就有了一个绰号叫“邓猛子”。

  抗日战争时期,邓丹明担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六连连长,是“将军农民”甘祖昌的部下,在田家庄抗日战斗中被评为特等作战模范。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后,邓丹明任后勤部汉庄大队大队长,被评为“生产模范”。后来,茶陵解放的喜讯传至延安,邓丹明便向党组织申请,放弃较好的生活待遇,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邓丹明回到家乡,看到家乡虽然解放近两年了,但依旧是“大冲连大冲,卖柴茅过冬,三天不卖柴,饿死老祖宗”的老样子,邓丹明内心一股带领群众从穷困中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

  阳春三月,邓丹明随区委书记梁彪走村串乡,着手第一项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党支部建立起来了。党员们要选举他当支部书记,他笑眯眯地说:“重担子给年轻人,压得出力气来!”人们关切地说:“你当什么呢?”他爽朗地笑着说:“我当模范兵!”

  后来,他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这一诺言。支部的决议,他带头执行。党的纪律,他带头遵守。每逢外出,事先要向支书请假。1982年10月的一天,湘东铁矿来人请他去矿区讲革命传统,他来不及向支书请假,回来后立即上门向支书说明原因。

  他没当支部书记,却操着支部书记那份心。1956年,大冲村在谢家冲修一座水库,以改变“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穷困面貌。开工之后,邓丹明就像当年战斗在南泥湾一样,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每天出工最早,收工最迟,风里来,雨里去,一连6个月没离开过工地,更没有进过离工地4里路远的家门,连年节也是在工地过的。这个水库修成后,村里粮食产量年年递增,1991年粮食亩产达到1900多斤。

  “共产党员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要随时随地报答人民群众的恩情。”这是邓丹明常说的一句话。1961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喂养了一头200多斤重的大肥猪。当时,每斤猪肉的市价为8元。乡亲们在想:“老邓这下可要发财了!”宰猪那天,大家争着来买肉。那年头,有钱也难买着肉。但没有想到,邓丹明坚持按国家牌价每斤7毛4分钱的价格出售猪肉。乡亲们乍一听不相信,待问清是真的,谁也不买了,因为心里过意不去:“这不太亏了老邓吗?”邓丹明激动地说:“1930年冬天,我回村搞侦察,大家见我没吃的,这家塞给我几个鸡蛋,那家揣给我几个红薯,可谁问我要过钱啊!敌人进村了,又是乡亲们给了我保护。今天,大家有困难,我手里有一头猪,就趁机向大家捞一把,别说这样做亏心,就是这样想也不行啊!”他终于说服了大家,让全村每户人家都买了肉,一户困难户和一户“五保户”没来,他马上让儿媳各送去1斤。

  1978年,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将军回到茶陵,召见了邓丹明,并责令有关部门补发其被错误扣除了的三等甲级残废金。邓丹明将国家补发给他的1000多元三等甲级残废金全部捐给国家搞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说: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是啊,邓丹明是一名久经沙场的红军战士,在革命胜利后,却主动放弃较好的生活条件,回乡务农。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着群众,为改善群众生活、建设美好家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愧是甘祖昌式的老红军。

  谢谢大家!

第4篇: 党史经典故事

  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第5篇: 党史经典故事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第6篇: 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第7篇: 党史经典故事

  草地晚餐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水旱相接的边缘地带。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总部和党校的同志刚做完宿营准备工作,朱总司令来到了。

  总司令身穿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皮包,拄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两头已近磨得溜光圆滑。为了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加上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总司令比过去显得黑瘦,额上的皱纹也比过去深了,密了。

  总司令站在一个草坡上,边喊边招手:同志们快来呀,告诉你们几个好消息。

  一霎时,这喊声就把大家吸引到草坡的四周来了,总司令看前面的人群,兴奋地说: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北上红军和陕西的红军打了大胜仗啦!总司令把“大胜仗”三个字拉得长长的,加重了语气。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总司令也激动得和大家一道使劲地鼓掌。接着,总司令又报告了两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水草地,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牦牛!”很多人惊喜得叫起来。在这个渺无人烟的草地上,哪来的牦牛呢?经过总司令的解释,才知道是先头部队送给我们的。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每天两餐,每餐只有二两左右的炒面泡水充饥,再过几天,二两炒面也会发生困难。现在居然有了一条牦牛,怎么不叫人高兴呢?“把牦牛杀了,美美地吃一顿。”我们都这样想。但是仅仅一条牦牛,怎么够好几百口人吃呢?

  总司令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思猜中了,他笑着说:不能一顿吃了呀,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哩。同志们,过日子要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光看到鼻子尖上。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呀!我们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

  听着总司令的话,我们顿时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内心感到很惭愧,大家纷纷议论要把这条牦牛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总司令说:我的意见是把牦牛杀了,留下牛皮牛肉做干粮。牛骨头炖野菜,营养好的很,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晚餐。等一会,大家去扯点野菜吧,他说罢,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四周看。

  “好!”“同意!”大家喊了起来。

  开始挖野菜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走在一块。这时,总司令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给我们介绍草地上的各种野菜的名称:什么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总司令还能说出各种野菜的生长期和味道。我们一面按照他的指点挖野菜,一面想:总司令对野菜这样熟悉,他一定没少吃。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红军战士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总司令几眼,看到他那显得有些苍老却十分刚毅的面容,看着他那露这一道道青筋、正在拉扯野菜的手,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总司令一面细心地寻野菜,一面给周围同志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经受生活的严峻考验。他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走过草地,到达陕北,见到毛主席;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听着总司令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连肚子也不象刚才那么饿了,拔起野菜来也格外轻快了。

  草地上的野菜并不多,寻了个把钟头,每个人才弄到一小把。我们把野菜洗干净,送到炊事班去。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

  开饭了,就餐的人们,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都有。草地真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露天餐厅。我盛了一碗野菜坐下来,一眼就看到总司令也端着一碗野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哩。他边吃边向旁边的战士们称赞野菜的味道。战士们见首长和自己在一块吃野菜,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争着与总司令拉话。

  一个年轻的警卫员端着个大碗递给总司令,这是一碗米粥。粥可真稀,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总司令瞧了瞧,皱着眉头问:“这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说:“先头部队送牦牛来时,顺便捎来一点点大米给您熬粥喝。”总司令温和地说:“给病号送去吧。我吃牛骨头煮野菜,营养好的很。”说罢,夹把野菜往嘴里送。他吃地那么香甜,看不出有丝毫难咽的样子。说实在的牛骨头炖野菜,闻起来香喷喷的,可一吃起来就不是滋味。就说那个野葱吧,香气和家葱一样,味道却像刚结出的李子,苦涩得使人难受。

  警卫员知道总司令是说一不二的,尽管心里有些舍不得,也只好端着稀粥向病号那边走去。

  病号中有个是党校二连连长,发高烧已经两天了,一点食物也没沾牙。可是他宁愿自己多忍受点艰苦,也不愿吃掉自己敬爱的首长的稀粥。其他几个病号也和他一样。警卫员没法,只得仍旧端回去,可是总司令又叫他送过来。这样来回几趟,弄得警卫员不知听谁的好。怎么办呢?稀粥都要凉了。大家知道我和总司令比较熟悉,便推我去劝说。

  我走近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看着稀粥还是应该您吃。论职务,您是首长;论年纪,您比我们大;论身体,您不比我们青年人。”我边说边扳指头,一口气把想好的这些理由都说出来。总司令听了,呵呵地笑起来,他踱到人群中间,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同志们,稀粥还是应该病号吃,他们有病啊!”总司令说着,慈祥地望着大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在这时,康克清同志来了。她明白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后,就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粥碗,对总司令说:“老总,你就尝尝吧。你不吃,他们是不会吃的。”说罢,用勺子盛了两三口粥倒在总司令冷碗中,余下的分给四个病号。总司令喝完粥,举起碗来向着病号说:我已经吃了,同志们快吃吧!

  那个连长噙着眼泪,向其他病号说:“吃吧,不吃会辜负总司令的心意的。”病号都被感动得哭了。我们望着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夕阳把草原映得更加光辉灿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巍然高大。

第8篇: 党史经典故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第9篇: 党史经典故事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喜爱上了阅读红色故事和革命诗歌,从这里我了解了近代中国历经磨难的风雨沧桑,感受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也明白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热血豪情。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夏明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长征、抗战、解放、改革,每段历史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从红色经典中我读懂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读懂了林海雪原的孤胆雄心,感悟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激情豪迈,也感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气磅礴。长征路上的严峻险阻,八年抗战的艰难困苦,白色恐怖下的千回百转,南征北战的荡气回肠,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一首首雄壮的诗篇,是镌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丰碑,是见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历史画卷。

  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感慨万千,展望祖国的明天,我们信心满怀。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感谢历史的选择……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传出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亮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从此,炎黄子孙们的理想有了归依,有了值得托付的导航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后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共产党又带领我们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几代中华儿女聚集在鲜红的旗帜下,挥舞着银镰披荆斩棘,奋发进取,为铺就强国之路,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九十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洲睡狮已经雄起,东方巨龙正在腾飞,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还是少先队员的我们是党的接班人,稚嫩的双手要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托,我们是跨越世纪的新一代,是21世纪的真正主人。革命的精神不能抛弃,它依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制胜法宝,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祖国、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能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共同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崭新篇章!

  谢谢大家!

第10篇: 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第11篇: 党史经典故事

  刘胡兰的故事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

  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第12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首先作了一些背景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弹,但帝国主义却攻击我们“有弹无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周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

  放下电话,周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听到周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有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而感到深深的压力。毕竟,核弹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难度极大,不确定因素很多,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

  周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想负担一扫而空。周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负责。”

  周的睿智早就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这一次,周以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第13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第14篇: 党史经典故事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第15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第16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第17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党史小故事简短3分钟 党的小故事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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