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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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通常与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他们渴望了解自然，所以他们以自己为基础，想象天地万物都有生命，都会像人一样。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的文章17篇 ,欢迎品鉴！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2
XX年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她就是中国共产党，XX年的风雨历程，XX年的光辉灿烂，使我们的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领导核心，他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把党比做母亲，他用乳汁哺育我们长大;她把幸福留给我们，把苦难留给自己。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那么多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方志敏在狱中写出了《可爱的中国》后从容的走上刑场;年仅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面不改色心不跳：董存瑞手拖炸药包在敌人的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线;丘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在烈火之中纹丝不动;黄继光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英勇的扑了上去……还有许多许多的英雄他们并不乞求名垂青史，却只希望祖国能够和平安康，这种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浓缩么?共和国的旗帜，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热血和忠心而更加鲜艳，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们以无上的心得谱出一首感人至深的党的赞歌。
在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实现了改革开放成功了，香港、澳门回归了。正因为有党的领导，我们中华民族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是党!带领我们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是党!用生命换来了现在和平安康的社会;是党!……
党啊!您是一盏明灯，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党啊!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哺育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们;
党啊!您伟大的功绩将雕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以优异的成绩，为党争光，为党添彩。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3
“彭德怀逛公园”的故事
一次，彭德怀穿便衣到北海公园游园。但公园的园门却挂了一块“休息”的大牌子。正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他被迎进了门。原来是警卫部门为安全故作铺排。彭德怀知情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随即，他扭过头边走边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
地位显赫如彭德怀照理说安保铺排理所应当，可是彭老总以民和党的荣誉为第一要务，不铺排不摆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彭老总就是通过这样一件小事，教育了所有人要树立怎样的群众观。
通过对党史的总结与学习，我们增强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领悟，对党取得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而对中国共产党光荣的党，伟大的党增加认同感。党的历史证明，坚定的信念是战胜困难的动力。通过学习党史，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刻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真谛，从而坚定信心，增强爱党爱国的自觉性，将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4
毛泽东写给杜鲁门的两封信
中共党史上的杨家将
上将李聚奎的遗产
彭德怀：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
梁兴初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
83年严打，上海市委陈其五两个儿子被抓!
陈再道永远的痛：儿子1984年被判死刑
毛泽东写给杜鲁门的两封信
一提起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无不为毛主席当年的霸气、豪气而折服，比如“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还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要打多久，就打多久!”等等。
其实，毛主席在此期间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过两封信。你看看这两封信，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把毛主席敬佩的五体投地，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更是世界人民的榜样。
杜鲁门先生：
我本来想医治蒋介石垮台遗留下來的创伤，搞经济建设的。你今天要打仗(侵略中国)，我奉陪到底。你认为我穷，我借钱和你打。一直打到你跪下为止。
毛 泽 东
1950年9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是在1950年10月，这封信写于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杜鲁门的应战书，可惜，头脑发热、战争狂热的杜鲁门根本没有听得进去。
第二封信，是1952年11月。此时的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1952年10月到11月之间。
杜鲁门先生：
你好疯狂。你背着联合国的招牌，先发动了十五个国家的帮凶军，向中朝人民宣战。炮弹落到中国的土地上，逼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出兵和你较量。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看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断定你是要失败的：
1.你是侵略战争不得人心。
2.战线太长运输不便。
3.兵员不足，士气不高。
加拿大是一个连，土耳其是一个排，菲律宾是一个班。我毛泽东一个号召，一个村就有一个连!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希望杜鲁门先生再增加15个帮凶，我让朝鲜人民军休息，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你战斗到底， 你来也好，不来也好，短时间叫你跪下投降!
毛 泽 东
1952年11月
中共党史上的杨家将
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是我们爱国的必讲故事。杨家将三代血战报国的英勇事迹让人们深深的怀念。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也有个杨家将。四川省遂宁县双江镇(今重庆潼南县双江镇)杨家，有个人叫杨宣永，在家中打理产业。他一共有过两个妻子，孩子有12个。
老大杨尚荃。加入过同盟会，在护国军当过团长，后来创办了公司。
老二杨尚麟。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担任过22军党代表。解放后，历任川北行署监察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老三杨尚述(即杨闇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1917年，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领导四川国共合作。后兼任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4月6日牺牲。他是刘伯承元帅的入党介绍人，翻开中共党史建党那段历史，杨闇公的名字如同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很有名。开国将帅中好多人都与他有师生关系!
老四杨尚昆。在苏联留过学，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团政委。建国后，他还担任过国家主席。(他就不用介绍了，学党史如果不知道他，实在是说不过去。)
老五杨尚仑。担任过省民政厅副厅长。
老六杨尚直。担任过县税捐处处长。
老七杨尚明。担任过省政协委员。
老八杨尚正。即杨白冰，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长，第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女儿杨尚朋。中共党员，解放后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
二女儿杨尚友。是一位运动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
三女儿杨尚智。解放后曾担任过重庆一小学的校长。
四女儿杨白琳。丈夫是廖汉生中将。
上将李聚奎的遗产：共和国上将李聚奎在80岁生日那天在记事本上写下：“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亲手抄录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并在首页上写道：“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他将这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传家宝交给5个子女，嘱咐道：“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你们一定要牢记不忘。”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去世。
彭德怀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六小时一贯制”是指学员每天上午上课六小时，下午自习三小时，这是当时苏军顾问介绍的“先进”经验。为了保证上午六小时的课时，学员们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就起床。冬天，第一、二节课因为光线太暗需要开电灯。为了保持体力，一些学校实行第三节课后课间加餐制度。彭德怀接到军校学员来信，强烈反对这一制度。原来苏联军校实行“六小时一贯制”，主要是因为战后教室和教学设备比较紧张。1956年5月19日、6月6日和6月9日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连续三次强调“明令取消学校的‘六小时一贯制’”，全军院校最终执行了新的学习日制度。
梁兴初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攻下腊子口后到甘肃岷县。时任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来到哈达铺。镇口值勤的敌军以为是“中央军”到了，立即放行。将该镇敌人一网打尽后，梁兴初将搜集的报刊送往红军军团部。毛泽东等人从送来的《大公报》上发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根据地面积已达23个县，人口约100万，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正在陕南一带活动。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在随后召开的哈达铺会议上做出了进入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的战略抉择。
83年严打，上海市委陈其五两个儿子被抓!
陈其五是一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叶剑英将他派到了山西参加工作。此后，陈其五先后担任过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务。1981年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此时的陈其五已经是身患绝症，却依然奋斗在一线之上。三年后，就在工作途中突发病情，不幸离世。
陈小蒙是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名记者，与同为高干子弟的胡晓阳，仗着自己的家庭背景，到处为非作歹。
陈冰郎是中国民航102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经常利用“跳舞”和帮助调动工作为由，诱骗强奸妇女。1981年到1984，共侵害无辜女性达40余名。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处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而陈冰郎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同年的2月22日，陈小蒙和其他两名被判处极刑的罪犯被当众处以枪决。而不久之后，陈冰郎也在狱中自杀。
上将儿子1984年被判死刑
陈再道是共和国开国上将，但是他的儿子陈东平却在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判死刑。
陈东平出生几年后，新中国就成立了。陈再道将军一生为新中国操劳，无暇照顾及家庭，也没有时间教导子女们。缺少了父亲的严厉管教，陈东平少年时便非常顽劣，常常仗着自己出身优越，看不起其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飞扬跋扈，欺辱同学、捉弄女生、打架斗殴，学习更是一塌糊涂。他不仅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还经常逃课看不健康书籍，甚至在高干招待所开了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玩弄女性。
陈东平进入哈工大后，只是安分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无法无天。他三天两头以生病为由请假，逃避训练和学习，还经常与狐朋狗友厮混，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惯。偶尔在学校也不消停，常常寻衅滋事，还和同学一起打架斗殴，没少受到学校的批评处分。考试成绩经常倒数第一，多门功课不及格。
那时候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准备反攻大陆，组建了台湾之声电台和美国之音电台，虚假宣扬台湾和美国的先进。陈东平听了广播后，开始动摇了起来。受美国之音和台湾之声的洗脑，再加上电影中的诱惑，陈东平决定要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到台湾去过幸福美好的生活。陈东平很快通过台湾之声里提供的信息，与台湾特务进行了信件往来。陈东平发了一封邮件，恳请美国带自己逃离中国。当时国家对国际往来的信件审查比较严格，湖北省公安厅很快就查获了这封信件。由于陈东平案案情重大，而且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殊，相关部门将这个事情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特意将同在哈军工学习的侄子毛远新叫过去谈话，并为他没有发现同学的叛变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他以后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
哈军工开除陈东平的学籍、团籍、以及党籍，并决定将陈东平送去劳动改造，为期两年。没想到，陈东平不知悔改。劳动改造期间，以生病了需要在农场休养为由，将陈东平送到了疗养院。
犯了这么大的错，依然可以免受处罚，让陈东平更加有恃无恐。劳动改造变度假疗养，陈东平出来后丝毫不知收敛，反而更加的飞扬跋扈。家人将陈东平调往河南省外贸公司工作，做一名普通的员工，希望他远离家人庇护，可以有所收敛。结果陈东平依旧恶习难改，在单位横行霸道不认真工作，在外与一帮狐朋狗友吃喝嫖赌，还仗着身份欺压百姓。陈东平和他的团伙，更加肆无忌惮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欺辱了几位女同志，致使她们自杀身亡。俨然成为了当地的一方恶霸，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
1983年，国家为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开始进行全国“严打”，并特别指出不管对方是高官还是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犯罪就严厉打击绝不容情。陈东平等人一直以来仗权欺人、为非作歹，犯罪行径太过于恶劣。很多人都向公安机关，举报了陈东平的多项罪行，加起来已经罪无可恕了。1984年，陈东平在洛阳公审，法院正式对外宣布，判处陈东平死刑，立即执行!
那次国家严打，除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还有朱德元帅的亲孙子朱国华、开国少将熊应堂之子熊紫平和熊北平、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都因为违法犯罪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故事可以用于撰写法治社会、警示教育相关素材，一说起反腐败大家想到的是刘青山张子善，其实这个也很典型)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5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6
“耿飚之问”——拷问初心
谢琴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在我们醴陵，有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曾经转战三湘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曾经参加反围剿战争，屡破强敌；他曾经参加伟大的长征，斩关夺隘；他曾经率部抗日，保卫陕甘宁边区；他曾经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他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是的，他就是耿彪。
抗日战争时期，耿彪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他率部驻扎在陕甘宁辖区陇东某县。有一次，一名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情节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这名战士。但是，这个消息被当地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自发来到部队驻地，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为这名违纪的战士求情。
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老百姓一听，齐刷刷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是老百姓就是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着眼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1991年，耿彪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再次来到了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边区陇东某县。刚刚吃过晚饭，他住的招待所外面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原来他们在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惊，也深为痛心。于是，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他没有批评、没有责备，只是讲述了50多年前，这个县的老百姓为八路军战士求情的故事。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耿飚之问”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成为党员干部在处理党群关系上时常会想起的问题。
“耿飚之问”，是深刻的，是尖锐的，或许还是“逆耳”的，但是，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值得我们每一个干部想一想。
也许老百姓还“会”。这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还是“满意”、“拥护”和“赞成”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谅解，也会“求情”。
但是，也可能“不会”。我们党员干部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有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迫切需求久拖不决，以致于“群众意见很大”；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走向了腐败堕落。当我们党惩处这些腐败分子的时候，老百姓不是用膝盖表明自己的态度——跪地求情，而是用双手表明自己的态度——拍手称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让我们深刻地想一想“耿飚之问”，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抱定不变的初心继续前进，用我们的行动作出让人民满意的回答！
谢谢大家！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7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 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 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 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 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 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 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党课主题教育党史故事2篇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 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 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 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 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 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 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党课主题教育党史故事3篇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 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 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 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 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 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 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
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 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 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 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 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 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 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 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
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
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 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8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9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0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1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2
延安时期，条件虽艰苦，但在山沟沟里的窑洞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学马列、用马列，创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用以武装干部头脑，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长征结束到陕北后，毛泽东特别注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推动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精通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为了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带头学习马列、宣传马列，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组建了许多学习团体与学习小组、举办了许多学习讲座、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李家窑里夜以继日创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用中国革命惨痛的教训论述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吴家大院的窑洞里七天七夜不出门，创作了《论持久战》，用辩证法分析了中国与日本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发展过程，指明了中国抗日前途。在杨家岭的煤油灯下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国人民说明了“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以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为代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四卷共收录文章159篇，延安时期创作的就有112篇。
毛泽东的一篇篇光辉著作花去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为了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胳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为了写《论持久战》，炭火烧着了棉鞋，焦糊味儿都没有打断他的思绪；为了写《新民主主义论》，熬干了多少盏油灯，让勤务员不禁落泪。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创作了许多经典名篇。这些在延安的土窑洞中诞生的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3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4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的丰富内涵，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及为什么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课题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透彻理解这颗初心，是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不动摇
信仰和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首要内涵。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马克思主义信仰解决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旗帜问题。
1921年6月30日-7月3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共，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这些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他们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13个人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剩2个人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我们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居功至伟。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二、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忠心不动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初心的第一要义就是坚定对党的忠诚。不忘初心，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李大钊：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瞿秋白：从容就义。
叶挺：出狱后要求恢复党籍。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以党为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96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飞跃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就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毫不保留忠诚于党。对党忠诚，是每一位党员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铮铮誓言，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忠心于党始终是党的好干部的 基本标准。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共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要义是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并首次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出身本来，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出身，党章中有明确的界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载入新修订的党章，成为全体党员的根本遵循。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公仆本色，时刻牢记服务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人民，一个是服务。一方面，执政党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摆正党与人民的位置。另一方面，领导就是服务，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如何维护人民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四、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不动摇
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绵延流长，疆域辽阔(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占领了欧洲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西到波斯湾、匈牙利、东到日本、南到越南和柬埔寨、北止北纬60度线以内，并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统治了1?2个半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近代中国的落后让中国饱尝亡国灭种的灾难，割让和丧失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9.8亿两白银。抗日战争中人口伤亡在 3480-5000万人之间。受战争损害的人口为2亿人。2000万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有名有姓仅330万人，红西路军烈士 21800 多人，仅有6600名有据可查。
实现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96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那个时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她为了把人民大众从这种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脱出来，用了28年的、懈奋斗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阶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据中国档案馆记载，从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 年，就有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成长需要交学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也不例外，当时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交了10年的学费，10年的学费让我们党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依靠伟大智慧带领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从1978年12月到现在。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主要是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这期间，我们党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等国际风波的影响，经受住了 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第1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载人航天、蛟龙深海下潜，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运筹帷幄，沉着应对，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作出一系列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五、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动摇
今天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捧着一颗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来概括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全方位的和开创性的?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所谓开创性的，是指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靠什么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我们要 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根本原因，即三个一：一个核心、一个理论、一条道路。
一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重大历史改变的时 候，当我们的国家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核心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凝结起来，集中起来，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科学的理论能够引导着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纵深发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五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一条道路，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共同发展，开拓前进。我们一直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巳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辉煌。
我们有幸处在新时代，更有责于新时代。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必将加速推进。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5
王树声喜欢喝家乡的绿茶。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家乡去人给在京的麻城籍首长每家送来几盒茶叶。他先是欢喜，后是发愁，最后还是坚决不收。来人说："这是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哦？"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但因为他确实太爱喝家乡的茶了，他还是舍不得让来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给了八十元现金将几盒茶叶买了下来。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四十元。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6
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优秀一分钟党史故事篇17
醒了中国人民，号召广大群众要站起来为自己的平等而斗争。在工人运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引领一大批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读史以明智，知古以鉴今。作为年轻的基层团干部更应该坚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牢记肩负的使命，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团结广大青年托起中国梦。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流行并为人们所习惯的一种说法。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过如此完整的论述:“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要认真学习党史，学习烈士先辈们的高尚情操，这对我们在工作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启迪智慧、砥砺品格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听党话、跟党走是我前行的方向，我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熟读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学党史，用心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新时代团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前行，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工作本领，不惧风雨、勇挑重担，在党组织和国家的带领下，继续放飞梦想，勇敢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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