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小故事12篇

【www.sxqingyun.com--励志故事】

电影创作讲究新的发现、新的角度。角度出新，可以说影片成功了一半。陈力导演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敏锐出色的艺术感觉，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出新之作。影片通过周恩来到河北伯延进行四个昼夜调研的故事，展现了周恩来的伟人胸怀，使广大观众为他的先忧后乐而流泪，为他的亲和力而感动。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周恩来小故事12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周恩来小故事

　　据周恩来总理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对身边的秘书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对人总是平等相待，关心体贴，亲如一家。陈浩说，周总理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陈浩的回忆，整理出周总理对秘书言传身教的小故事，供党员干部思考、学习。
　　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第二篇: 周恩来小故事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据《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五岁入家塾，习颜体”，即周家5岁男童要被送进家塾馆读书，并学习写颜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十里长街南侧陈家花园塾馆以及宝应水巷口陈家、淮安东岳庙龚家五个地方读书。

教学有方的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恩来的曾祖父周光勳、叔曾祖父周光焘以260两白银在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购得一套老宅后，周家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周家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又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出三间房子作为家塾馆。

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规定，周恩来应在1903年春节后到家塾馆就读。周恩来在周家塾馆主要学习“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当时无论年龄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学生学习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从而拓宽了知识面。

周家塾馆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是学生必学的内容。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了一年后，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到外祖父家万家塾馆寄读。

迁居入读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何要到离家30余华里外的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读书呢？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就已败落，平日靠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如果没能及时得到资助，他们便典当衣物糊口。

1904年春节，周恩来生母万氏（万冬儿）偕同丈夫周贻能和周恩来、周恩溥两兄弟回娘家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逛街时，经不住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万立合伙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的是，秋后公布中彩号码时，这张彩票竟中得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大洋。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足以养活一两代人。

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块。万氏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后，就给自己买了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留音机器（留声机）。回到淮安后，她又将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街道铺上砖头，以便人们出行。

周家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热心公益的人前来讨要赞助，连原来的丫环、乳母、轿夫等也上门讨喜钱。可以说，彩票中奖使周家成了花钱的“无底洞”。万氏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是非。

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一起来到清江浦万公馆。据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由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一份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一家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

自家开办的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梦想着通过考试出人头地，因此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不过是获酬应付之举。他在课堂上仍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启蒙书籍，而周恩来对这些早能倒背如流，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教书先生作了“君子协定”：他每天准时到校，然后到外祖父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不过，此事还是被嗣母陈氏发觉，陈氏认为这样的先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万家是名门望族，万府大院人多嘴杂，万氏回娘家久住后，难免和家人发生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也曾无端地受到委屈。基于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万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和陈氏一同商量，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亲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母亲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还苦练书法。据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的同学、表妹万怀芝回忆：“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

不料，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不久，万氏因操劳过度，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肺结核，因当时无法治好此病，又延宕医治，不幸在1908年夏天去世。周贻能在外谋生，未能及时赶回见最后一面，加之周恩来的外祖母万张氏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将万氏灵柩暂厝在尼姑庵。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妻子的灵柩从清江浦水运至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茔地。

周恩来对这件事刻骨铭心，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述。

陈家书房使他眼界大开

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打击很大。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只能做政府机关里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糊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不久，周贻淦就去世了。由于周贻淦和万氏均患肺结核去世，与其朝夕相处的陈氏也染上了这一绝症。不得已，陈氏提出回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病，二是散心并安排后事。随后，陈氏和周恩来登上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号逸石，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曾任上海《申报》编辑。他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表示欢迎。

陈氏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与周恩来交谈后，发觉周恩来虽然只有10岁，但能评述古代诸子百家，乃至清朝的“洪杨之乱”，且有独到见解。于是，陈式周对陈氏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让他到我家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陈式周的书房看书学习，陈式周适当做些辅导和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呆了三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使他眼界大开。可惜陈氏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成为最后的记忆

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带着两个弟弟返回了淮安驸马巷。

这时驸马巷的周家更加衰败，稍微灵活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周家院内住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元配痴二奶奶等，由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贻奎和八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周家塾馆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学费）。

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外，还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的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学业，请求八婶杨氏去淮安城东岳庙龚家说情，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周恩来、周恩溥、周恩硕和周恩寿四兄弟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考核，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一人在龚家塾馆寄读。龚家塾馆也成了周恩来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个地方。

龚荫荪，字天枢，其母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书房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及《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因材施教，他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形成了周恩来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由于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已被清廷盯上。1909年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

1952年秋，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在霞飞路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的那段时间记忆深刻。

第三篇: 周恩来小故事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8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第四篇: 周恩来小故事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

　　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周恩来风采》

第五篇: 周恩来小故事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秘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拟俄文密报急发斯大林

　　 二战期间，阎宝航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马上作出此情报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了不耽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收到若干份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于是当机立断向延安总部发出“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得苏军能提前24小时进入战争状态。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所获取的战略情报：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苏联在获取此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阎宝航还侦获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等。周恩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得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做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立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篇: 周恩来小故事

　　周恩来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相关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令人难忘。

　　  

　　我要中国料子 

　　进北京后，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选中了北京“红都”服装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

　　周恩来笑着说：“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周恩来摇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始终整洁、挺括。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挺括，其中当然有奥妙。周恩来有两只袖套，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整洁、挺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严控建造楼堂馆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和部门想兴建大的楼堂馆所，对此周恩来总是迟迟不批。他常对秘书们说：“要我批准，签个字很容易。可这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

　　1962年6月，周恩来顺道去鞍山市视察，当时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宾馆，当地负责人准备让周恩来住到那里去，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周恩来说：“宾馆为何要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视察中，周恩来又发现鞍山市还在新建的一个大礼堂，其中有不少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于是周恩来当即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啦！”然后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能用！”

　　“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是一间老屋，陈旧、阴暗、潮湿，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都被他拒绝了。

　　一次，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但明确表示“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不久，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封严漏风的窗户，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之后秘书一算账，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尽量节约”的要求。

　　不料，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状，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多付钱使下级不再送礼 

　　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因为思念老领导周恩来，就托人从福建送来了一筐桔子，并让人捎话说请总理尝个鲜。知道此事后，周恩来当即说：“我不要！”大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通人情，就劝他道：“既然已经送来了，不能再送回去。”周恩来想了想便问桔子多少钱一筐，在得知是25元一筐后，他马上吩咐秘书给龙飞虎寄去50元。

　　据了解，周恩来经常会收到一些老部下馈赠的土特产，对此他一概推辞，实在推不掉的总是按市价付钱，这次却超出一倍，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解，于是周恩来解释说：“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会再送了。”果然，自此以后龙飞虎再也不送东西给周恩来了。

第七篇: 周恩来小故事

　　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

　　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

　　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

　　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

　　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

　　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文革”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

　　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0.25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0.25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0.3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于是，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饭庄。

　　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

　　周总理将“公”与“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东西，他从不贪一分一厘，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

　　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404.8元，邓大姐的月薪是342.7元，两人合起来747.5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第八篇: 周恩来小故事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第九篇: 周恩来小故事

　　家庭教育：如何做事做人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

　　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少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读书？”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是，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前，给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落款为：“弟翔宇临别预言”。从这幅题词中可以看出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的鸿鹄之志。

　　南开求学：多才多艺、成绩最优

　　在南开学校的4年的学习生活，使周恩来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经济上有困难，他很少回家，平时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尽管生活艰辛，但是周恩来的成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演讲、演话剧、编校报等活动中，周恩来展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特点。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平均分89.72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在参加毕业典礼时，他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聆听总理的工作故事

　　坚持底线：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作风清廉：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直面困难：不惧子弹威胁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学习总理的说话之道

　　群众工作：巧劝红卫兵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称赞呀！

　　外交故事：消灭法西斯、巧驳记者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也曾有一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宣传文化：中国《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感受总理的个人魅力

　　勤俭节约：周总理的睡衣

　　邓妈妈七十多岁了。她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衣。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这一回，邓妈妈又穿上了线，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左手在熟练地打结。她是多么认真啊。

　　一位年轻的护士，双手捧着这件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眼睛湿润了。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摆着个针线包。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是从延安窑洞，从重庆红岩，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各国赞誉：谦虚坚定、泰若自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阿拉法特生前曾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当我们在贝鲁特和特里波利被围困时，周总理说过的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力量啊！

　　国际尊重：为总理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都倾佩于周总理的良好修养，他总是和善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而这，离不开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教导，离不开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他从生母那里学会了为人处世，从养母那里养成了勤于读书，从乳母那里了解了农民生活，正是这些积淀，为他未来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东渡日本，西行旅欧，勤学苦读，“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这些，都是周总理的同学、老师对他的评价，如果没有早年求学生涯的艰难前行，不忘初心，又怎能有后来的雄关漫道、长征艰途？又怎能赢得联合国降半旗的尊重？

第十篇: 周恩来小故事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超凡的领导智慧，还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我们从他留存的著作、记录他的影像和怀念他的文章中，至今仍能够领略到他讲话时的风采，感受到他语言表达的魅力。本文撷取了周恩来语言表达的几个故事，相信会对领导者提高讲话能力和水平大有帮助。
　　“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1958年，我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9月开工的北京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周恩来非常关注它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亲临工地视察。
　　密云水库工程任务艰巨，仅建筑拦洪坝就调动了河北、北京两地的20多万名民工，奋战了10个月，挖、运、填土石方和混凝土达2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9月，拦洪坝修筑成功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他首先视察了工地现场，然后把各民工支队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周恩来望着大家，见没有人开口，就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有序减少民工的主张：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周恩来说完，就询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总理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众人齐声回答：“合理!”周恩来随即又问：“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众人纷纷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周恩来听了这话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提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众人见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周到，异口同声地说“好”。
　　古人云：“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此“舌”，不应只是能言善辩，还应当会言善说，即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商量征询的口吻，耐心平和地说出自己周密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和由衷接受的目的。这种语言表达，虽然不强势，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我个人的意见，只提供你们作参考”
　　周恩来是讲政治、讲纪律的典范，时时处处都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他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话，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决不以集体讨论和中央决议代替个人意见。所以，周恩来无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定位准确，恰如其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6月。周恩来非常关心北京人艺的成长，经常忙中偷闲，前往剧院观看演出，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感。
　　1963年10月15日，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爱情、友谊和走什么样人生道路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向全体演职员畅谈自己的观后感。他肯定了演出很精彩，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例如，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周恩来早年曾出演过话剧，后来仍一直喜爱文艺，对艺术很精通。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该剧导演立刻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十分赞成导演的表态。谁知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鼓掌。他郑重地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又笑着强调了一句，“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大家听了总理的话，敬佩极了。
　　领导者讲话，有时在正式场合，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代表一级组织;有时在非正式场合，属于临场发挥，只是个人看法。场合不同，角色就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应当不同。因此，领导者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身份的话，切不可处处把自己当“领导”，因有感而发作“指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主席”;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这使他在语言表达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句原本很平淡的话，经过周恩来睿智的再造，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立时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神奇效果。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重大国际舞台上亮相，受到各国关注。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让外国记者了解新中国的变化。纪录片放映后，周恩来听取汇报：外国记者普遍反应热烈，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阅兵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让外国记者看懂，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译成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剧名译成《梁与祝的悲剧》。
　　周恩来听取了工作人员放映新片的汇报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他当即出了一个主意，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影片放映那天，大厅内座无虚席。感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25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醉如痴。影片结束后，放映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外国记者纷纷赞叹，这部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语言表达是一门基本功。领导者若想讲话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勤学习，常读书，多补充和储备各种知识。同时，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语言的创新，力求用简洁、鲜活、新颖的词语，拨动人们的心弦。

第十一篇: 周恩来小故事

　　对待个人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坚持底线：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作风清廉：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第十二篇: 周恩来小故事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本文来源：https://www.sxqingyun.com/lizhigushi/26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