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任安书的鉴赏_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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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第一篇】：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报任安书》向被视为名篇，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小时候每当老师给我们讲解这篇文章或自己时不时诵读这篇文章时都会被作者荡气回肠的气势所震撼，对其遭受磨难但矢志不渝的精神而敬佩。

　　其中，印象深刻，脍炙人口的名句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大意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并写点心得，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些启迪。富贵不能奢，贫贱不能移。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都是警示后人，要想成功，必先付出，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

　　多了解些中国历史，多读些古训，对子孙后代的成长，或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增加正能量”无疑是有好处的。

　　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第二篇】：读《报任安书》随笔

　　《报任安书》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司马迁将自己心中的真情实感畅快淋漓的得以充分表达，是我们了解司马迁的绝佳力作，读后无比崇敬，也更了解为何《史记》可以流传千古，至今仍是一部中国史的典范之作。

　　司马迁因仗义直言而被汉武帝实行腐刑，对于司马迁则是奇耻大辱，对于男人来说都是如此。古时为何《礼记》记载对于大夫不能用刑，因为不可不保持其气节，这甚至超乎于生命。而司马迁每当想起自己所受之辱时，浑身冒汗，精神恍惚，更感有辱父母，因此而倍受周围人耻笑，摒弃，情何以堪，而就连奴婢之类都可以不受辱而取其死，可是我司马迁为何还要任受这腐刑，受尽其辱呢，为何还要含垢忍辱，苟且偷生呢，正是因为我的志向我的心愿还没有得以完成，我搜集散落文献，考证历史人物及所作所为，历史真实客观严谨的记述，并从中也看到无数帝王将相，各朝各代的成败，兴衰，而发现其中的规律，通过历史长流的延续，尝试寻找其中的关联、规律、经验、真相，可以留给后人。

　　读文时感到若从司马迁个人内心世界来解读，这奇辱之痛已经至极，再也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可是司马迁却仍然坚守心中的志向与心愿，卑下忍辱，完成心愿，做到又是何其难，正是忍人所不能忍，成人所不能成之事也。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人如果有正确坚定的志向，万难也是挡不住的，只怕心不坚志不定。大乘佛法中的修行则重在一颗“菩提心志”，上求下化，利益一切众生通往解脱安乐，志越大，难越多，难越多，心越坚，心越坚，事必成。

　　如来成大事者，必抛去一个小我，抛去自私自利，若将自我得失、荣辱放在首位，众生的利益则视而不见，已忘志矣。

　　读古文，励心志，与诸君共勉。

　　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第三篇】：生死抉择费思量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最初表述，这种恐惧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第四篇】：《报任安书》读后感

　　在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行，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段可以体现出司马迁是多么的痛苦，忍受了士大夫所不能忍受的大刑，忍辱负重，只为达成先父遗志。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是的，司马迁便是一位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伟人。终于，他完成了《史记》，这部无韵之《离骚》的历史经典著作。他成就了非凡的功绩。生前无法回到纯白，身后却是鲜艳夺目，熠熠生辉。他生前所有的耻辱，现今如浮世一梦，惟独见他的绚丽，他的繁华，他的绝世的人格魅力。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

　　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他看透了这个社会。

　　关于报任安书的随笔【第五篇】：报任安书读后感

　　流连于唐朝的风华，流连于宋朝的儒雅，流连于元代的四海归一和明清的肃穆庄严。我可以对任何一个时代流连，但我知道，在我的心中，那所敬的，所爱的，永远只是那独一的汉朝。虽然那里有勾心斗角，有尔虞我诈，有诽谤污蔑......但这仍不能阻挡我对汉朝的爱，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那唯一的太史公，才有那让世人惊叹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千古绝唱《报任安书》中，将他强烈真挚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封闭压抑的情怀一吐为快，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理灼古今，动人心魄。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一位隐忍苟活、坚韧不跋、矢志不渝的大丈夫、真英雄，他有着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

　　司马迁被诬定罪，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身受腐刑。“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抑郁，他痛苦。这种最卑劣的刑罚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的司马迁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与摧残。这种情况下，选择“死节”是一种解脱，活着要承受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多，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但太史公却选择了隐忍苟活。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了《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宁愿忍受所有的嘲笑、侮辱与自己的责骂。这是何等的伟大啊!

　　忍受着“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痛苦，司马迁坚韧不跋，矢志不渝。他以古代圣贤发愤为作的事例激励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古代圣贤历经磨难，最后成功的典例让他看到了那盏指明灯的光辉。于是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史记〉。他正日没命地挥刀竹简，拼命地刻写，只怕对不起父亲，只怕对不起那些过往的英雄，只怕没有人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留传后世!司马迁拿刀的手指结了茧，茧破了流血，再结茧，再破;不知破了多少次，那简册以弄得血迹斑斑。这是何等的艰辛啊!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是的，司马迁便是一位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伟人。终于，他完成了《史记》，这部无韵之《离骚》的历史经典著作。他成就了非凡的功绩。生前无法回到纯白，身后却是鲜艳夺目，熠熠生辉。他生前所有的耻辱，现今如浮世一梦，惟独见他的绚丽，他的繁华，他的绝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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