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范文(精选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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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共经济的一个术语。现阶段我国除公有制经济形式外，一切形式的经济结构都是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在这一个甲子的历程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中期国家，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中央新闻单位从8月9日起联合推出“经典中国·辉煌60年”专栏，分经济发展成就、新农村建设、工业化信息化等24个专题，系统展示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
在世界经济深陷衰退中，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增长速度——7.1%。
“这就使它成为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在最近几个月里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可以帮助带动世界其他国家走出低谷。”美联社这样评论道。
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跨越。
告别贫穷 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年80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1952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坐上北上的列车，投身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工业建设。他参加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选址和验收工作。在长春郊外伪满陆军医院的废墟和荒地上，只用了3年时间，一座“汽车城”神奇般崛起，解放牌4吨载重汽车驶出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富拉尔重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重机厂、大连造船厂……他眼见着一个个重工业企业拔地而起。
“解放前我们只能制造一些轻工日用品，装备制造业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万吨水压机……每一个前进步伐，当时都让人们激动自豪。”高尚全说，特别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
国富民强——曾经是百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追求、奉献乃至牺牲的理想。今天，这一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在世界经济“俱乐部”中，几乎听不见中国的声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交通破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经济状况。
“扣除价格因素后，我们现在5天创造的财富量，就相当于1952年时全年创造的财富量。”经手无数笔数据、核算中国经济“总账”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说。
一组数字标志着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人均超过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7.9%。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伟大跨越。
洋油、洋火、洋钉、洋布，这些名称曾经深深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目前，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部门中国都有，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有1.13亿吨。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29亿吨，粮食自给率高达95%。
经过60年的努力，神州大地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曾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奇诗篇。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309米巍巍大坝横江而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路长度增长约38倍，铁路增长约3倍，民航里程增长200多倍。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一成提升到现在的近五成，城市的数量增长了6倍。地铁、高架桥、购物中心、体育馆、游乐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同时，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城市开始反哺农村，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经过60年的努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江苏省赣榆县做统计工作的王卫国是国庆10周年时出生的，他以一个统计人的细致记录了他家庭的变化：
“1959年我出生时全家住在祖辈留下的有上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坯茅草房里，2003年我个人购买了11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
“从记事开始一日三餐的主食是山芋干磨成面糊后烙成的煎饼就着咸菜，如今鸡鸭鱼肉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杂粮土菜成为保健食品”;
“上初中时春秋天穿同一件衣服，冬天棉裤棉袄是没的换洗的，如今大家的穿着打扮开始注重新、奇、特、靓了”;
……
王卫国一家的变迁只是亿万中国人生活变迁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存款增长约1万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约150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约100倍，汽车也开始步入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跨越，还体现在亿万民众财富观念的变化。
今年60岁的倪志兵早年在读《子夜》时知道了资本和股票，当时认为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今，倪志兵成为中国股民中的一员，他有两个愿望，一是让自己的炒股资金增加，一是出版自己的《股海日记》。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我们的很多位居世界前列的统计数字用13亿人一除，依然比较落后，这是基本国情。
打破封闭 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人称“欢叔”的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长、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欢是一位铁杆“老广交”，1957年他就参加了第一届春季“广交会”。“展览场地在中苏友好大厦，只有纺织品和土特产两座馆，展示的商品大概有1万多件吧。”“欢叔”曾经回忆。
可就是这样一届小型物资出口交流会，却成为新中国成立8年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第一个直接通道，并且在很长时间是唯一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封锁，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此后的中苏交恶，迫使中国更加封闭。
当时，我国建设急需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等大量物质和设备需要进口，但进口渠道很少，外汇更是缺乏。国内的产品只有少量出口，几乎全部要靠国内市场“消化”，同时来自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资源几乎为零。
“这样极端局促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就来华做生意的新西兰商人潘西佛曾经回忆，“那时，新西兰急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此，中国经济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向世界敞开，中国也从此逐步迈入世界大市场。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局面，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的发展空间展现在人们面前。
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澄海人已经开始做玩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小喇叭、塑料鸭子……做一件只挣几分钱。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年产值160亿元。
“对外开放为我们打开了外面的市场，带来国际市场的信息，玩具产业在近20年来发展得特别快。”澄海玩具协会会长郭卓才说，澄海玩具产品70%以上出口，产品已经销售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0年来，中国冲破了国内市场、资金、资源的限制，经济发展的舞台空前宽广：
195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只有5.5亿美元，且80%出口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近6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2600倍，“中国制造”遍及世界。
“一五”期间，中国依靠前苏联19亿美元低息贷款，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国家。
“1984年，我为了技术合作到德国去。晚上是当地节日，放焰火。陪同的德国老板指着焰火说：‘这是从你们国家进口的。’他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的心却在流血。难道我们就永远只靠祖宗的四大发明混日子吗?”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
1992年，“琴岛海尔”冰箱摆进德国超市。2008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220亿元，其利润增幅超过收入增幅的2倍。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的《世界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但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了。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使中国变得更加发展、更加强大了。”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在腾挪转换中不断扩大。中国不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生产，而且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后劲十足。
打破僵化 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创新
不久前，全聚德烤鸭店出炉了这家百家老店的第1.48亿只烤鸭。
“你能想到我们还有一天只卖出一块鸭血，只挣两分钱的时候吗?”据全聚德集团董事长姜俊贤介绍，解放前全聚德和中国大部分企业一样历经战乱、惨淡经营。
公私合营后，全聚德作为国营企业在政府支持下重获生机。改革开放后，全聚德先是通过连锁经营将门店数量发展到目前的80多家，接着完成了对仿膳饭庄等的收购，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全聚德的发展折射了60年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巨大转变。”高尚全说。
“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育，国有经济控制力显著提升，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局面。”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负责人说。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化相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如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勾勒出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在此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最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把市场经济写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目前，我国98%以上的商品、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
经济体制的变革让百姓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港式码头破土动工。起初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人每天只能运二三十车泥。为加快进度，工地规定超过定额者每车励奖4分钱，每人每个工作日能运八九十车泥。结果，码头提前一个月竣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不仅实现了按劳分配，而且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了起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约60倍。
纵观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巨大跨越，高尚全指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选择，而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不仅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还让中国与有着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艾哈迈德·法特希·苏鲁尔说。
60年，弹指一挥间。但正是在这60年间，中国为人类社会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奇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现实。”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说，“未来的50年更将见证中国的再次崛起。”
第二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
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
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历史任务，而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第二项历史任务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历史与人民的选择。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值中的比例为26.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35.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如钢铁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在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过渡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
1）良好开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线中，大会坚持既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大会中陈云提出“三个个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从而突破传统观念，为探测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2）索中的严重曲折。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而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而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府撤走全部专家，使得中国经济早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3）建设与探索的成果。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计达4956.43亿元。
3.改革开放新时期
1）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讨论了从1979年起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改革开放上的战略上来。
2）新局面的展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式，设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九、十章）《中国发展史》
第三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如何对待和解决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新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指导。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无可辩驳证明，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
1、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1.1保护和扶助时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些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些规定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正是依靠鼓励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标志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政策的终结，开始转入以“限制”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时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党中央在庆祝国庆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政策致使个体私营经济近乎绝迹，给人们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了适时的调整。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政策尚未贯彻到底，就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中断了。
1.3调整和退回时期(1957-1978年)
反右斗争以来，国家社会形势趋于紧张，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也逐渐升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党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致使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愈益偏“左”，否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取缔、消灭的政策。
从1966年开始，在“左”倾思想错误的指导之下，大搞“穷过渡”，片面地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将我国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极端，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相当一部分生产要素不能与当时的生产力有机地组合。这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己经所剩无几。
2、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2.1恢复和重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方面指导性的政策。一方面，扩大地方、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生活好起来。
随着党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的提出“要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同年的4月，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些也就为私营经济的地位提供了应有的法律保证。
2.2支持和引导(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1995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方和行业中可以占优势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可以平等竞争。这些就促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3巩固和稳定发展的时期(1997年-今)
从1997年十五大以来，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法律上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所做贡献的肯定。到21世纪初，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结论
回顾建国以来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曲折历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当作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原以为按照这样做就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有了科学、客观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认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党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经验教训。当今的经济实践给了我们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是对立关系，而且还是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方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
第四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持续关心关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深入阐述了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回答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紧要、最现实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没有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坚定发展信心，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我们党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廓清了迷雾，极大鼓舞了民营企业的创业创新热情。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发展依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非公有制经济就必然要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没有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向全社会释放了清晰无误的政策信号。这既是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入的一剂“强心针”，也是给民营企业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极大地鼓舞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
非公有制经济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党在把握方向、谋划全局、制定政策和推进改革等方面的统领驾驭。正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实现了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和超过50%的财政税收，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应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活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创造精神，正确认识、积极适应新常态，争取新常态下的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不少民营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出现了要素成本增加、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需要看到，这些困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遇到的正常现象，不能因此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更不能说成是“国进民退”，把民营企业出现的困难归咎于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要解决当前的困难，唯有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体制机制变革，加速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在新常态下有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准确把握大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理念，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信心、奋发进取，力争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用行动诠释“三个没有变”，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并接续出台了一大批相关政策措施，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非公有制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而非公有制经济对市场信号反应敏捷、生产灵活性强、能够更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因此，着力打造一个有效市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依靠推动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完善市场机制，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持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优化制度环境，稳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预期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民营企业家吃个“定心丸”，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预期、稳信心。稳定预期和信心，关键在通过优化制度供给，把“三个没有变”的政策落实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运用改革和法治的手段持续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体制机制上，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明确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这些重大举措，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增强民营企业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的困难和企业家的心声尽知其详，针对政策执行中的“三门”现象和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他既指明了问题、提出了要求，更强调要把握好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关系，强调“必须下决心解决”，“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强化政策质量和透明度，不断提高配套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帮助企业“搬三山”“开三门”；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实处。通过完善金融体系、放开市场准入、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广大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政策落地中真正体会到了“三个没有变”带来的获得感。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绿色清廉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和方向，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指明了道路。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中国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环节。政商关系自古是难题，也是近年来的舆论热点之一。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亟须稳定经济发展环境，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过去，有的民营企业家习惯于靠关系、靠人情、靠金钱办事，把商业贿赂当成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既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腐蚀了一些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压反腐、铁腕治吏，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出现了以反腐为借口，对民营企业家“退避三舍”，在提供正常服务和发展环境上缩手缩脚，而一些企业家遇到困难也不敢去找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廓清了长期以来处理政商关系存在的误区，对我国改革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型政商关系贵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义是政商在边界分明、各就其位、彼此清白、公开透明、依法依规的轨道上良性互动。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高度概括的“亲”“清”二字。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造绿色政治生态、构建公正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需要政商两方面共同努力。要在“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的前提下，健全党政干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经常性沟通联系机制。“亲”是普惠的亲，一视同仁的亲；而“清”作为政商关系的底线，既是对党政干部的要求，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在“清”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亲”情，才能产生共同奋斗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合力。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都要依法依规，坚守底线，做到不触法律底线，不踩纪律底线，不违政策底线，不破道德底线。
做“亲”“清”政商关系的积极践行者。对于党政干部而言，要对企业家“亲”上加“清”，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在“亲”商中以甘当“店小二”的理念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实，推进政企和谐。要注重廉洁自律，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不越法、不逾纪、不谋私。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要在“亲”政中守法诚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光明正大搞经营，遵纪守法办企业。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献良策，斩断投机杂念，不行贿不违法、讲诚信守承诺，由“靠关系”转向通过收获创新红利做大做强产品和品牌取胜，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不断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五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廊坊市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曾经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经济的迅速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廊坊落户,廊坊经济领域的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人员在语言领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水平不仅被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更起到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期望值不断增加,高职英语因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企业更多的重视和青睐。英语成为高职院校中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高职英语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职英语改革现状
目前,高职英语在高职院校各专业中普遍开设,为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培养英语应用型人才。他们的活动领域更贴近实践,直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多样、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对英语学习缺乏信心和兴趣;大班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职英语人才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虽然高职院校改革成绩斐然,但高职英语改革似乎与高职院校改革的步调不统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谈不上质量优势。主要因为高职英语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职特色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以至影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近几年,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呈整体普遍上升趋势,对高职英语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而高职英语改革没有能跟上社会经济变化快速的脚步,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培养高等应用型英语人才,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职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培养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实用能力为改革方向,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教育部2006年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为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以交际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依托,始终把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英语人才培养规划,以便更好地为区域经济输送应用型人才。
二、具体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职英语教育原则对人才培养模式分层,改变大一统模式
高职学生不能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同日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计、调整好人才培养层次,突出职业岗位的重点能力,有所侧重,并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协调发展,分析和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通过“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为高职英语学习者高效地获取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语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适合高职学生的客观实际。
首先对教材分层。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观念,根据实用的原则和不同的培养目标选择适合学生所学专业的教材,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学生分层。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把全班学生分为一般、中等、优秀三个级别,进行分级人才培养;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分层。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而不断调整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教学,预先积极地做好教学规划,保证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设置有差异、挑战性的教学目标,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三层:基础目标、中等目标和高等目标,据此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来达到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遵循高职教育理念,树立能力本位观念,准确进行师生定位
遵循高职教育理念就是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使英语改革具有高职实用特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鼓励、帮助、引导学生参与英语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要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特长的舞台,使学生在英语活动中增强信心。因为语言不是“教会”的,主要是“练会”的,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会增加学生的信心、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要准确进行师生定位,重视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许多学生的学习心态急躁、自信心不足。布卢姆的研究证明,造成学生学习差异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决定的,如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学习习惯、方法,个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时,应当注重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认识,培养兴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积极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强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改革测试方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的方法,克服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和学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也符合社会多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自学方式将使他们终身受益。例如:提前给学生安排预习新课的任务,自学新的单词和短语,提前了解课文内容,并要求他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长期坚持就会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这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利用网络提供音频、视频等资料延伸课堂容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英语语言应用水平。
2、弹性分组的合作学习是高职英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学习中,同学们互相协助,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达成团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合作程度、兴趣等进行分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伙伴学习,也可单独学习。进行活动时,先由学生分组讨论再实施个别提问,这样的活动安排会给基础差的学生一个回忆、思考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英语的畏惧,提高成功率。合作学习的评价标准和奖励依据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是一种按照小组总体成绩来进行奖励的教学策略。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培养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学习中还是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它会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更乐意参与并容易树立自信心。
3、小组调查法是一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和设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在课外调查和集中资料,在课堂上报告、展示和评价调查结果。首先安排好学习任务,各组再将任务落实到人。课后开展调查,包括查阅资料或社会调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材料,或通过采访了解情况。调查结束后,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集中资料以准备小组报告。最后,各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交流或展示。小组调查法有助于同学之间的协作、互助,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改革测试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多维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激励机制,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差异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要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这样对学生的评价更为全面。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平时更努力地学习,避免了单一评价模式的偶然性结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语
通过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克服了传统的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病,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得到尊重和发扬,符合为地方经济输送不同专长人才的需求,是一种符合高职院校英语现状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改革只有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才能使地方经济发展因获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发展,而高职英语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两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六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第七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创新，经过不懈努力，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功地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攀升。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主线。7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影响它的国家社会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本身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产业结构，所经历的变迁都是复杂而巨大的。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而体现各国差异的，是各国选择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同路径，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也就成了一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从国情和在国际上所处位势及面临的环境出发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这条道路特有的内涵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战略目标，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方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果敢的勇气、坚韧的毅力，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因实践不足所致的艰辛困惑，经历曲折而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它回答了作为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纷繁复杂的大国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如何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快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在这条道路前行的进程中，中国还制定和运用计划或规划，以及价格、财税、金融、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政策和法规对经济增长波动、经济结构进行调控，以实现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的跨越发展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起的很长时期内，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为主，必然要选择奋起直追，以实现赶超工业化、现代化先行国。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实现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波浪式发展的特征。尽管如此，从自身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都不可否认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发展这一客观事实。从中国经济总量看，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8.1%。改革开放以来，在1949年至1978年快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同期世界少有的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9%高出两倍多，成功实现了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居世界第十一位，至2010年起的居第二位的跃升，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随之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8年的接近16%。中国还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质的飞跃。首先，中国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转变。其次，中国经济成功地突破在国际上的劣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的反转，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再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攀升。中国经济的优势跨越发展，使全国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到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对此要从全面系统的视域加以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碎片化地片面评断。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曲折，是一种波浪式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作为后发国家突破劣势窘境的历史性命题所进行的一种试错中可能付出的成本，不能因为这种曲折和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发生，而否定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发展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但前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在实践和理论上没有断裂，而是呈现出内在统一的接续创新发展。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跨越发展辉煌成就的取得，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所提供的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坚定不移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和制定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是优势跨越发展的政治保障;构建起平等社会，避免社会的对抗，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积极性，是优势跨越发展的社会基础;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动各方面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优势跨越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保障;政府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规划，是资源配置更加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人民利益根本实现的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发挥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由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从而使中国能够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优势跨越发展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成功的，而且越走越宽广。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历史逻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全球贸易体系重构等国内外一系列深刻变化，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着力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引领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2012年增长90.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比2012年提高0.21个百分点。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射电望远镜、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等实现重大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14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迅速增至2018年的58.5%。
中国将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谱写更加辉煌的经济发展历史。
第八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回顾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启示
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限制发展时期(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之前,经过抗日战争以后的认识积累,在新中国成立后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已成为党内共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这五种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建国之初,由于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新中国国民经济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国家的积极扶持和正确引导,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为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作出了贡献。
1953年底,国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实施,标志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的重大变化:由团结资产阶级,转到用和平的方法,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由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的私营经济被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第二阶段:恢复发展时期(1979-1991)。
改革开放初期,安置返城知青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79年起,中央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工商业,鼓励和扶持城镇待业人员自谋职业。1982年党的十二大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同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通过《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从此,个体经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就业问题,允许、鼓励个体劳动者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上、理论界基本没有引起多少议论并且很快形成了共识。但是,面对私营经济的重新发展、崛起,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议。争论焦点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允许具有雇工剥削的私营企业存在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采取了“等一等,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1月,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对超过上述规定雇佣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营发展。”(俗称“三不”政策)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改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中央对雇工问题的“三不”政策和“看一看”的方针,为后来私营经济发展留下了一条生路。
中央在经济“看一看”和大量调查及实践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承认和肯定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党在私营经济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从此,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被纳入到法制轨道,进入了合法的阶段。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时期(1992-2001)。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对非公有制经济此后的繁荣具有决定性意义。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第二次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写进宪法,这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空间。
在南巡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一大批体制内的人士纷纷下海,自主创业,这不但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人们陈旧的择业观念,也从人才、资源等方面大大增强个体私营经济的实力。此外,在这个阶段,大批的乡镇企业实施改制,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私营经济,成为私营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96年底,个体工商户达2704万户,比1991年底增长近一倍;私营企业达到81.92万户,比1991年增长了7.6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随后,1998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论述,通过法律程序列入了国家根本大法。至此,个体私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私营经济步入了新的迅速发展的轨道。1998年,私营企业户数突破100万户,达到120多万户。
第四阶段:稳定发展时期(2002-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十六报告,向全党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发展私营经济将由政策推进转向制度保障,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政策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内容最多、最丰富的一次。既有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定位问题,也有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问题,还涉及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报告要求“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十七大首次提出了“两个平等”的思想,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非公制经济占GDP的65%,占出口的68%,纳税近60%容纳就业人口占80%,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最具活力的发展引掣。
二、非公有制发展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历程,是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使得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可以超越,并不意味着我国可以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必然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为了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超前消灭私有经济。结果,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了,教训不谓不深刻。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下,只能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启示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程。
从1956年到1978年,我国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排斥政策,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对个体私营经济进行“围、追、堵、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束缚,开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浪潮,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非公有制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明确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突破性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确定和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赢得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发展趋向稳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我们的思想认识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思想越解放,就越能够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启示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历程,是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支持鼓励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在中国基本绝迹。1978年至今,私营经济“春风吹又生”,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成长,离不开思想解放,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从“资本主义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从“两个毫不动摇”到“两个平等”,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的一次次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自主创业的热情,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大大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第九篇: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外文化工作已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来，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努力奋斗，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发展需要，创建、开拓、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历经艰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即将迎来60周年之际，在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认真总结回顾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谋划和展望未来十分重要。
一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周恩来总理形象地把文化比作外交的两翼之一。当新中国还孕育在战火硝烟中，1949年6月，我们党就从解放区选派了郭兰英、孙维世等一批青年艺术家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1年，我国与波兰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标志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正式拉开了帷幕。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在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图书、博物馆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提出“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造成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和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同亚非各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
在致力于加强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同时，我国也大力开拓同西方国家的交往。196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并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应加强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1964年1月，中法建交。1965年10月，中法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也是我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
由政府主导，重点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构成了建国后30年的对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至1965年，我国与外国共签订了35个文化合作协定，平均每年的文化交流项目达一二百起，四五百人次;各类文化代表团互访频繁，文化交流项目也不断增加。在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一行270人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 1960年，中国艺术团300余名艺术家随周总理访问缅甸，产生了轰动的效果与影响。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向拉美、西欧和日本派出大型艺术团。这一时期，包括演出、展览、电影周、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国家艺术节、文化代表团互访等文化交流活动，为增进所访国家人民对我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国后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极大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国引进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油画等许多西方古典艺术门类，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大大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中国京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别于旧社会戏班子的新型文艺院团;全国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影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基本结束了旧中国文化事业积贫积弱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文化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机构被撤销，干部队伍被解散，外国优秀文化的借鉴作用被全盘否定，与外国签订文化协定和年度的交流执行计划也全部中断。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对外文化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作为政府外交的一部分，为国家的外交大局发挥了独特作用。当时除了与一些友好国家继续进行一些艺术团互访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赴西欧、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等10多个国家展出。展品中有稀世的金缕玉衣、马踏飞燕、铜编钟等珍品，向各国介绍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及我国保护文物的政策，受到展出国家的高度赞许和广泛好评，在法、英、美等国展出时，观众人次均达上万，被赞誉为“文物外交”。著名的“兵乓外交”则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在新中国对外交流史上记下了精彩的一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并与我国开展文化交流，到1978年，我国与外国政府共签订46个文化合作协定。
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对外文化工作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扩大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培养和锻炼了我国文化事业和对外文化工作的干部队伍，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管理和对外文化工作体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工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外文化工作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1978年9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件;1981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设立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对外文化工作;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文化部、对外文委、外文局、出版局和文物局五单位合并为文化部，由文化部主管对外文化工作。这一系列举措为我国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展对外文化关系提供了组织和管理上的保证。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把发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内容写入宪法。
1983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和交流范围逐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从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发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别是“文革”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数量约是“文革”前的两倍。交流范围也从传统友好国家扩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和周边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我国对外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建设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对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继续广泛地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文化与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了我国整体外交工作的三大支柱。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对外文化工作从计划经济条件下较为有限的官方文化交流逐步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为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贸易四大工作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工作格局。
文化外交方面。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文化外交在增进人民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自倡导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外交活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于次年3月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并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传递了中国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友好信息，对两国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99年10月6日，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访华并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中俄建交50周年演出。江泽民主席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之前会见了俄歌舞团团长和部分演员代表，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外交日趋活跃，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 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动，受到了中外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参与，项目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在中法文化年历时两年的举办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分别出席了文化年的重要活动。国内17个部委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以及中法47对友好省市和50多家中法两国一流企业不同程度地参与，项目达700多个，使中法十几个城市、上百万民众有机会近距离相互了解彼此文化，此活动不仅大大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还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和连锁效应，带动了新一轮的文化交流热。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英国等纷纷与我国合作举办“文化年”或“文化节”，掀起了中国文化热。
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目前，我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间和地方，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至民间，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次日趋多样。近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年均总数与人次均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
无论是大型文化“走出去”项目，如“中国文化美国行”、“中阿合作论坛——阿拉伯艺术节”、“中华文化非洲行”、“秦始皇兵马俑展”、“郑和下西洋展览”等;还是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日本创价学会已经邀请37个中国艺术团赴日访演，足迹遍及日本47个都道府县，演出场次达1500场，300多万名日本观众观看了中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或是各民间友好组织配合官方外交，积极做未建交国家的工作，如向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派出艺术团体;或是对外文化援助项目，如为非洲国家培养杂技人才，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国际行动，无偿援助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博物馆维修工程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涓涓细流，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吸引力与影响力，通过官民并举、以民促官等多样形式，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为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了解，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广泛传播独特的文化来提高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为繁荣国内文化事业，丰富交流内容，积极引进优秀文化，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先后举办了“国际交响音乐年”、“国际民族歌舞年”、“国际美术年”等国际艺术主题年活动，集中引进20多个国家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产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进入新世纪，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建立了持续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举办了“相约北京”、“北京国际音乐节”、“亚洲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新疆国际民间舞蹈节”等活动。“相约北京”联欢活动自创办以来已举办9届，艺术节将“古老”与“创新”、“中华”和“国际”相结合，其丰富的内容、多样新颖的风格、灵活的艺术板块和面向大众的定位，逐渐成为可以与世界知名艺术节比肩的综合性节日。其中“相约北京—2008” 活动与奥运紧密配合，引进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个国际艺术团体，近万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观众规模超过300万，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人文奥运”的最佳注脚。这些艺术节活动架设了中外人民和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作为亚洲国际文化活动中心国的地位。
另外，我国通过开展双边、多边、地区间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积极参与保护文化遗产、打击盗版和文物走私、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强化了我国在国际多边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1997年我国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以此为基础，我国先后从英国、美国、日本、丹麦等国追索回多批文物。2006年我国以高票当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入国际文化遗产领域三大国际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领导层，使中国在国际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则制定过程中有了话语权。截至2008年，我国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3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参加声乐、器乐、舞蹈、戏曲、戏剧、杂技、摄影、美术、影视等国际艺术比赛，不但提升了国内文化艺术的水准，扩大了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更让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脱颖而出、走向国际艺术殿堂。
文化宣传方面。以文化为载体和手段，以做人的工作为重点，坚持重点面向和影响国外主流社会的方针，通过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国，是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的主要方向。
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品牌，面向海外推出的“春节”、“国庆”、“中国走进课堂”、“感知中国”等活动，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海外春节活动已涵盖亚洲、欧亚、亚非、西欧、非洲、美洲、太平洋等广大地区的18个国家，在泰国曼谷、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海外春节活动每年吸引几十万民众参与，成为当地欢乐的节日，得到了外国政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产生了热烈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我们进入21世纪以来宣传中华文化的重要舞台。此外，每年我国还采取多种方式，面向国外民众制作并提供大量的影视作品、纪录片、图片、画册、纪念品等，获得了海外民众的青睐。
海外文化宣传阵地建设不断加强。我国已在世界82个国家设有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此外，建设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逐步有效地展开。文化中心是常态化、阵地化弘扬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1988年，我国在毛里求斯、贝宁开始设立中国文化中心，199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直接推动和支持下，我国开始了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先后在埃及、法国、马尔他、韩国和德国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除已建立的7个文化中心外，我国与英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泰国、蒙古等互设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我驻外中国文化中心自建立以来，在“大文化”范畴内，高效率、不间断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把中国文化送到驻在国公众的家门口，为增进我国和驻在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以及为配合驻外使领馆开展文化公关、塑造国家形象做出了贡献。
文化传播海外基础工程突飞猛进。为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近1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广播电视海外落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语种节目在海外调频和中波电台每天累计播出700多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外用户总数超过1亿户，中国电视节目长城系列平台海外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近年来，每年在境外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周)50多次，展映国产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选送200多部次国产影片参加近百个国际电影节，其中不少影片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如今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中国电影展映活动，在世界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每年都有中国电影参赛并获奖。
文化贸易方面。我国打造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积累了新鲜的经验。
商业性演出交流始于1979年，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大红灯笼高高挂》、《野斑马》、《霸王别姬》、《少林雄风》、《云南映象》等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精品走出国门，成为国际演艺市场的新宠。创新剧目杂技芭蕾《天鹅湖》在国外演出场次达189场，大大超过国内44场的数量，演出总收入已达4300万元。截止到2009年4月20日，综艺舞台剧《时空之旅》已在国内演出1420场，净票房收入达到1.523亿元，观众超过146万，其中60%为海外来华游客，创造了在本土出口创汇的高端旅游演出模式。2007年，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通过海外商演创汇收入就达到889万美元。
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由1997年的15∶1缩小到2007年的5∶1。年图书出口达730多万册，是进口图书数量的两倍;报刊出口达到400多万份，发行到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增长62.4%，实现了中国出版业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新闻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形式日趋多样，中国出版集团、外文局、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国内出版机构已经在欧美等国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出版业务。2005年以来，中国与法国、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国家相互举办国际书展主宾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外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影视产品海外市场份额和影响不断扩大，一些优秀国产影视节目成功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影视文化产品总体收入逐年增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年都有几部国产大片进入国际主流商业院线，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国影视节目出口总额突破21亿元。2008年接近30亿元，其中年国产影片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到25.28亿元人民币。中国影视产品营销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洲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三
回顾60年来对外文化工作的辉煌历程，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关于外交和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二、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是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是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要兼收并蓄，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比较中鉴别，在交流中借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要将坚持文化自主性与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相结合，在传播和彰显我国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努力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差异，提倡不同文化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和谐和文化共同繁荣。
五、坚持以沟通人类共同情感为基础，以文化人，以文促情，将中国人民了解世界的愿望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相结合，扩大共识、凝聚友谊、增强彼此好感。
六、坚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将政府主导与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方式相结合，促进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交流格局。
七、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当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国受众的特点，遵循跨文化交流的规律，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八、借鉴和利用国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提升文化竞争力。
九、必须始终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抵御有害文化入侵，注重依法管理，加强科学有效监管。
十、注重队伍和阵地建设，加快培养一支有较高素质、精通业务、高效精干、结构合理的对外文化工作队伍，大力建设多种形式的海外文化传播阵地。
60年来，对外文化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乘势而上，大力推进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新的辉煌。
建国后经济发展历程 1949年中国成立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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