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名词解释|文学性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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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性随笔【第一篇】：读文感悟

　　偶然，翻看《孙双金与情智教育》一书，便觉爱不释手。

　　孙双金老师说，名师之所以成为名师，无一不是他们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底蕴才有底气，有底气才有灵气。如何让老师从事务型转向研究型，从知识型转向文化型，读书成了教师唯一的精神选择。由此，我联想到王崧舟老师的《鱼游到了纸上》的教学，他从儒、道、释的角度透视文本，思接千载，才有了课堂上给学生以情感的熏染，智慧的启迪，多少潇潇洒洒，多少荡气回肠！心里不由感叹：文化的奠基才是我们教师成长的源泉。

　　许多教师憧憬成功，但无法拒绝浮躁的尘嚣，面对巨大的网络资源，总认为成功唾手可得——那么多优秀的教案只需轻轻敲击几下键盘便会呈现在眼前。这种侥幸的心理使得自己不能安心读书，潜心钻研。这样的课除了拾人牙慧，何谈自己的风格与个性？这样的课即便成功了，自己就真的站在了更高一层的教学水平的台阶上了吗？

　　我校也在大力营造书香校园，其中，也要求教师多读书，读好书。不仅让教师读文学书，读教育书，还让教师博览群书，跳出教育看教育，有更大的教育视野。让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地里，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根越深，枝越茂，花越鲜，果越硕。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教育的法则，更是成功的法则。”

　　“欲速则不达。”放下浮躁，静能生慧。教师要想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能唤起学生沉睡的情感，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想让学生情感更丰富、更高尚，想让学生智慧更灵动、更丰厚，就得多读书，朋友，让书籍成为我们的终身伴侣吧！有它为伴，生命飘香！

　　文学性随笔【第二篇】：绘画的文学性

　　自现代以来，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似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艺术家仍然不缺少天赋，技艺的磨练，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想象，甚至仍享有着很高的社会声誉。人们常常惊叹，绘画艺术品在拍卖行的魔术里所达到的令人咂舌的天价。但是从参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艺术家的经验也从未现在这样受到了惊人的忽视。这种忽视反映了现代社会对绘画艺术的一种浅薄的肢解：一方面从人文价值上关注绘画的社会效益，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这种社会效益多半会被商业行为所掩盖和扭曲。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在其工作方式中积累的人文经验的极度的漠视。不论是社会的交流机制，还是人们的认知习惯，都倾向于将艺术家的内心感受和艺术想法冷藏在公共视野之外。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缺少倾听艺术家的人文习性和缺乏理解艺术家的社会耐心，是根本的原因。因为组建社会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方式需要长时间的细致的工作，而且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说，它的收益虽然牵涉到文化的基础建构，但却是隐蔽而漫长的。从这个角度说，诗人泉子对他所结识的这些艺术家的采访，就变得尤为可贵了。虽然泉子本人很低调，将这些访谈看成是一次“尝试”，但是，它们所展现出来的交流形式却有着深远的人文意义。

　　通行的艺术交流准则是，对于诗人，人们只要读他们的诗歌就好了。对于画家，人们只要看他们的作品就大吉了。艺术品的交流也就完成了。至于诗人本人的想法，至于画家本人的感受，则最好不要被纳入到阅读和欣赏的环节中来，也不要被归入到人们的认知实践中来。除非在诗人或艺术家死后，他们的言谈或趣闻，或许才有机会被编辑成“文学艺术箴言录”出版。这种编选死者箴言录的做法，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筛选机制也不健全，多半还浸透着艺术势利眼的小算盘。这种艺术交流准则，表面上将阅读行为和欣赏行为简化为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专注而纯粹的接受。省去了很多麻烦，试想如果去探寻艺术家的内心想法，再把他们和眼前的艺术品串联缝合成一个艺术接受的完成过程，要花费多少精力和心血。于是，在这种艺术交流准则的强大的润滑下，对诗歌的阅读行为，对绘画的欣赏行为，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孤立的社会实践；而且还常常显得非常怪异。

　　比如，人们在画展上看到一些“不合常规”的艺术作品，往往在惊愕之余，本能的反应是他们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遭到了艺术家的冒犯。这种冒犯的感觉其实也是由现代社会对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的肢解造成的。这种冒犯的感觉还会很快蜕变成一种双向的反应：当公众觉得他们被艺术家新颖的富有创意的作品“冒犯”时，艺术家也会感受到他们被寄生在公众身上的流行的艺术偏见所“冒犯”。于是，我们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那里看到了诗人艺术家对以“读者”面目出现的“公众”的经典称呼：你，虚伪的读者啊。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去看这个场景中的两派人物所显示的文化立场，我们会发现，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还不是源于一种误解（观众对艺术家的创作的不理解），而是源于一种文化制度的偏见和畸形造成的无能。

　　现在，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纠正和整治这种无能了。波德莱尔面临的难题，其实也是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陷入的困境。在波德莱尔那里，诗人的大胆的艺术创新展示了一种新的人性经验，它是赤裸的，因艺术的洞察而获得了一种尖锐的真实。读者其实对这种真实并不陌生，也知道它们触及人性经验的深度；他们的“虚伪”不在于他们对艺术品的内容一无所知，也不在于他们对艺术真实的麻木；真正的心理难题是艺术趣味所遭受的辱没。某种意义上，波德莱尔是用一种最古老的方式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推给了文学历史的时间法则：真正的艺术不仅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且能拓展人们的认知方式。不论人们的欣赏积习有多少问题，也不论艺术规则存在怎样的偏狭，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不会忘记：最终，所有的艺术规约和审美趣味都是由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品来决定的。当然，艺术家在当今社会，也可以沿袭波德莱尔的做法。不过，诗人泉子所做的这些访谈工作，多少也促使我们意识到，除了真金不怕火炼的时间法则，作为从事创造性实践的诗人和艺术家似乎可以采取更主动的方式，去创新艺术交流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的空间。

　　诗人和艺术家有必要认识到，他们在其实践方式中体验到孤独，其实并不源于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这种孤独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孤独也是现代社会中最核心的人文经验。没错，它有可能造成艺术方式和社会准则之间的隔阂，也有可能加深诗人艺术家和公众之间隔膜，但另一方面，这种孤独也是人类最高贵的人文经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将它从私人的感知领域转化成公共的自由空间。泉子在从事这些访谈时显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社会意识，他说他所做的工作，是努力朝向诗人和艺术家共同面对的“自由之境”。而我想说的是，这个“自由之境”不仅根植于诗人艺术家的生存体验，更是诗人艺术家和公众共同面对的人类经验。

　　传统上，诗人艺术家似乎只要将艺术品创造出来，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对艺术品的欣赏和判断，乃至艺术定位，似乎是公众和艺术史家的事情。艺术家对创作动机的解释和说明，往往受到忽视。或者，艺术家的经验之谈，即使被尊为理解艺术的奥秘的重要门径，但它们很少被接纳为一种能塑造人文经验的实践方式。艺术商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暧昧之后，艺术家公开他的动作动机和艺术想法，甚至在当今社会的文化机制中被视为一种自我炒作。所以，很多诗人艺术家羞于谈论他们的艺术想法。似乎只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之后，艺术品本身自然会替艺术家本人说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成见，虽然它的危害不大。艺术品本身当然会说话，但是，它所说的，已经不是艺术家本人在其艺术创造过程中感受到的东西；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艺术品本身所说的东西，会随着不同的文化语境而不断改变。某种意义上，艺术品本身所说的东西，都是历史语境让它说出的东西。这种情况也许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但是，即便如此，艺术家的访谈仍然不容忽视，它既是积累绘画艺术经验的一种手段，同时，更重要的，它也是将艺术经验塑形为一种人文经验的不可或缺的实践方式。

　　在泉子所做的这些访谈中，人们会看到艺术家不仅仅是谈论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想法，这些访谈本身也直接参与了一种人文空间的自我建构。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访谈也会促成绘画艺术在社会形态上的改变。没有这些访谈对当代的艺术经验的呈现，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很可能始终隐没在一种地下状态中，或最多只是一种行会式的闲谈。这种隐没状态，也许不会对艺术家本人的艺术创作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毕竟缺少对艺术责任的更深远的直觉。艺术家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绝不是一种外围的、可放置到艺术品背后的东西。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经过这些访谈的形式再生，会直接变成艺术品存在的一种氛围；甚至在更理想的情形下，它们会成为我们理解艺术品存在的方式和醒悟我们自身存在的理由的一种途径。

　　诗人泉子的信念值得再次重申：他相信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使命”。没错。假如仅仅从诗人和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上看，他们的艺术使命似乎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差异本身并不是一种僵死的限制。诗人和艺术家都受制于人类的创造性的冲动，也对这种创造天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最为敏感，所以，他们确实肩负着一种努力扩展和不断塑造我们的人文空间的责任。这些访谈，不应该仅仅被解读成艺术家敞开隐秘的艺术经验的一种方式，它们更应当被看成是积极的社会实践，它们努力建构的是从艺术家经验中衍生的塑造新的一种新的人文空间。

　　在泉子的这些访谈中，我以为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重新彰显了绘画艺术的文学性。艺术家在这些访谈中谈及的想法，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对他们的绘画理念的一种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当然是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却促成了绘画的文学性的诞生。换句话说，这种解释塑造了绘画和文学的新的关联。对此，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要小觑这种新的关联。前面已经讲过，这种新的关联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理解诗歌和绘画作品的氛围，甚至是刷新我们理解诗歌和绘画作品的语境。

　　文学性随笔【第三篇】：漫谈文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诸多国内名校中文系名教授推崇金庸小说以来，金庸的文学地位便越来越高，谈论金庸也似乎成为风雅之事。国内纯文学界名家直接无忌讳地批评金庸的貌似不多，很掀起一番风浪的只有王朔，他明确表示看不上金庸，但反对者很多，他的观点似乎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此后金庸越发受舆论推崇，甚至有人以为他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金庸的读者广泛，可以说现在大陆50岁以下的，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进大学读书的，大部分都对金庸作品非常熟悉。鄙人也是对金庸作品阅读过多遍的，很喜欢。但我一直以为，谈金庸作品不能感情用事，它的好处不能夸大，它的缺点不能视而不见，他的总成就当放在纯文学总体框架中平心衡量。

　　我一直有个观点，所谓民国时期、所谓现代的港台，其人文社科及科学水平其实完全不能与新中国的大陆比美，所谓钱学森之问不过是个笑谈，完全经不起推敲。单纯说文学水平，所谓民国的那些大家，除了鲁迅等寥寥几个人的某些作品现在还可以一读外，大部分完全是垃圾，不忍卒读。而现代经过纯文学期刊培养出来的那些盛年作家，实际水平已远远超过那些写进文学史上的所谓大家，只不过以前人们没有自信，无论作者还是评论者都没勇气说出这事实，自现代三位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后，文学界中人才有人敢于说，今日大陆文学水平其实很不错。与高莫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日大陆至少还有一二十位。就我个人喜欢的来说，因我首先注重语言精致，在注重手法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刻厚重、描摹世态人心的准确，如写诗的北岛、杨炼，写散文、杂文的刘亮程、贾平凹、王小波（其实韩寒有些散文杂文我也认为成就相当高，但因易引起争论，就不提了），写小说的孙甘露、张贤亮、王安忆、苏童等等一大批，我就觉得比夏志清文学史那些大家都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当然，王朔这样对文学语言有创新和引领作用的名家，就更多了，比如说方方、于坚等等数以百计的人。

　　拿到这个文学框架里去衡量金庸的作品，就可以很实在地衡量出他的分量。金庸的小说成就被其粉丝们吹嘘得过高了。虽然我经常翻来覆去地阅读金庸作品，但始终认为，他还是属于通俗文学家。当然我也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其实也是通俗文学，其层次其实是属于三侠五义、说岳、隋唐一类的。像水浒传、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这些的，因为有创作者的文学自觉在里面，无论在从遣词造句、世态人心描摹还是从立意等方面，都迥异于那些通俗文学的作品。文学自觉，就是创作者真的把创作这件事当做文章千古事来对待，像李白杜甫苏轼写他们的诗文一样来对待，像现在的正儿八经的科学家对待其科研事业一样来对待，他们就会真的反复参考前人的作品，力图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的作品，在每个细节精益求精。这样出来的作品就像非常用心制作出来的工艺品。这就是大仲马和福楼拜的区别，福楼拜对他的作品反复打磨，而大仲马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件可以马上换钱的出版物。

　　即使拿到通俗文学这个框架去衡量，金庸的作品也远在水浒、三国、三个火枪手、哈利波特这些作品之下。王朔当年指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下面我会慢慢分析。

　　文学性随笔【第四篇】：漫谈《红楼梦》

　　但凡艺术家常有狷介耿直和孤芳自赏的性情，在生活中都是极端敏感的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会触发他们的情感，进而给他们带来灵感和冲动，激发创作的欲望。而忧郁类型的艺术家更独具细腻的情怀，敏感的触觉以及乖蹇的性格，往往离经叛道，为情所累，沉浸于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对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为世道所不容，为时人所不齿。为何忧郁的才子会短命？窃以为，忧郁易感的性情像美酒更像鸦片，令人浸淫其中难以自拔，而且这种负面的情绪是极易传染的。故此若要高寿的话，做一个普通人或纪晓岚、林语堂式的才子好了。

　　许多优秀的小说家，包括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兰陵笑笑生、蒲松龄等似乎终其一生都只在写一部小说，当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及心血绝非常人所能体会。我认为曹雪芹的伟大，或者讲小说家的伟大，就在于具备非凡的意志，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视觉，卓越的统筹能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至于文笔优美与否反而份属其次，因为这并非小说的侧重点。

　　我阅读《红楼梦》尚需平心静气，耗费冗长的时间，可以想象，作者冥思苦想，呕心沥血，在寒窗青灯下笔耕不辍，数易其稿，当中的寂寥辛酸实难用笔墨形容。好多现时被人膜拜的大家，如梵高、舒伯特、卡夫卡、曹雪芹、维瓦尔第、八大山人等生前都是贫困潦倒，寂寞凄凉，死后才有所谓的哀荣。所以要成为艺术家，一定要抵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面香？

　　王国维谓“《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深以为然！《红楼梦》所贯穿的两条主线：一为封建大家庭（贾府）的盛极而衰，最终走向萧条没落；另一为宝黛钗的情感纠葛及爱情悲剧。

　　我未细读《红楼梦》之前，只晓得内容梗概，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与林黛玉都是情绪化，多愁善感的类型），对林黛玉颇有好感，林黛玉是冰雪聪明，至情至性的女子，是专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的尤物（林黛玉的爱情观与《牡丹亭》的杜丽娘何其相似）。林黛玉将所有的感情都付注于贾宝玉身上，与他休戚与共，同悲共喜。而难得的是贾宝玉也是情痴恨种，善解风情，卿卿我我，你侬我侬，果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故此才能成就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情缘。所以谈情说爱不仅需要心仪的对象，更需要合适的对手，空有俊美外表而无内涵学识，只是花瓶皮囊的角色而已。

　　几乎所有的红学家及书评都众口一词，扬林贬薛，薛宝钗被戴上“无情寡义”的帽子。然而阅读全书后，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一再重申，治学之道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文学上我从来不迷信任何权威，纵然是鲁迅、胡适、王国维、蔡元培、周汝昌等大家之言，我亦会慎加分析，绝不盲从，我只服膺于自己的实际观感及审美情趣。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尽管出身名门，但行事得体，谦和有度，才华出众，品貌俱佳，从未显露骄奢淫靡之气，深得贾府上下的欢心。薛宝钗举止大方，雍容华贵，冰雪聪明，知书识礼，是真正的大家闺秀，若然我是贾宝玉，薛宝钗绝对是婚姻的不二之选。看完全书，我丝毫未看到薛宝钗与林黛玉争风吃醋，反而是林黛玉整日捕风捉影，打翻醋瓶。

　　其实我认为，好多价值观与审美观都具有普世的意义，不会因为古今中外或贵贱贫富而稍有差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相信是绝大多数男子的愿景，这个跟学识高低及教育程度不存在任何的关联，贤良淑德、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女人永远具备最大的杀伤力，相信没有男人愿意娶一个泼妇为妻吧？

　　严格意义而言，林黛玉的才情较薛宝钗高（亦是毫厘之间），但器量狭窄，刚愎小气，极端情绪化，终日自怨自艾，小姐脾气偶一为之尚情有可原，但若是常态化则不可原谅。薛宝钗才情与林黛玉相若，但性格品质则远胜林黛玉，这就是为何我属意薛宝钗的缘故。

　　至于讲薛宝钗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第三者之说，我实在不敢苟同。首先主观上，薛宝钗无刻意介入宝黛恋；其次客观上，薛与贾的婚姻亦是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人的安排，她只是顺应母命成婚而已。既然贾府上下，一致认定薛宝钗为最佳的婚娶对象，林黛玉是否有太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讲完薛宝钗及林黛玉，必须提及宝黛钗之另一主角贾宝玉。贾宝玉虽然贵为公子哥儿，但为人光明磊落，待人真挚诚恳，心地纤尘不染，清澈如玉，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缺点就是缺乏男子气概，优柔寡断，终日沉浸温柔醉乡。

　　于我看来，《红楼梦》最成功之处就是对人性的刻画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宝黛钗的爱情故事及贾府的兴衰变迁，人物性格真实生动，是中国惟一一部以女性、爱情为主题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曹雪芹的笔下，大多数女性虽然性格千差万别，但大抵是善良可爱的，真正歹毒的是赵姨娘、夏金桂等个别角色。

　　《红楼梦》除了着力叙述宝黛钗的爱情外，还成功刻画了众多中下层女性的立体形象，如袭人、平儿、紫鹃、鸳鸯、晴雯、莺儿等妹仔丫鬟（曹雪芹其实并无半点偏颇），她们对主人忠心耿耿，性格率性随和，行为端庄谨慎，她们不仅是大观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红楼梦》的一大亮点及重要组成部分。

　　总括而言，《红楼梦》之伟大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关于爱情的鸿篇巨制，更在于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人生悲剧。《红楼梦》以深刻的笔触，细腻的文字，展现了人们对爱情的不懈追求以及情感的真挚专一。对人性的刻画描写更是洞察入微、入木三分，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美与丑、爱与恨、灵与欲都表露无遗。无论在思想性及艺术性方面都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之集大成者。

　　文学性随笔【第五篇】：《追忆似水年华》读后感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的《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似水年华》)确实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小说。不但在法国，即使在国际间，都认为《似水年华》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这早已成为定论。英国的法国文学专家乔伊斯•M•H•雷德在他所编写的《牛津法国文学辞典》中，就是这样评价《似水年华》的。

　　人们早就说过，小说是生活的镜子，也是现实生活的横断面，是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切片。无论是短篇或长篇小说，在它的有限的范围的，强烈地深刻地反映某一个生活机体或生命机体的特性，而且不是一般的生活机体或生命机体，而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的典型的生活或生命机体。在世界各国一切文学产品中，小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切实可靠的见证。然而在各国文学史上，能够负担这样重要任务的伟大小说并不多见。举例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这样的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也是这样的小说。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横断面。几乎可以说：都是人类生活有血有肉的切片。

　　《似水年华》另一个艺术特点是“我”与“非我”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普鲁斯特曾经给友人写信时说：“我决定写这样一部小说，这小说中有一位‘先生’，他到处自称‘我’，我如何如何……”这位“先生”就是作者自己，这是无疑的。这么说，《似水年华》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吗？不完全是。小说贡彻始终的线索是“我”，但作者常常把“我”放在一边，用很长的篇幅写别人。正如哲学家阿兰指出，《似水年华》的作者要写“此物”时，必先写“彼物”对“此物”的反映。世界上没有不是彼此联系着的事物。没有绝对的“有我”，也没有绝对的“无我”。在这里，又可以指出《似水年华”的艺术手法与《人间喜剧》不同之处。巴尔扎克着重写“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巴尔扎克把作为他叙述故事的“物”的背景描写得仔细周全，凡是小说人物的住屋、屋子里的木器家具、人物的财产、现金帐目等等，巨细无遗，令人叹绝。可是巴尔扎克从来不写自然的背景，不写山水草木；也不写活的背景，也就是说，不写小说主人翁周围的其他活人。好象他心目中只有高老头、葛朗代等主要人物，把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深刻、生动。至于次要的人物，往往一笔带过，决不多费笔罢。其实巴尔扎克心中只有一个“钱” 字。他写“物”也为了写“钱”，通过对房屋家具的描写，说明这些东西大概值多少钱，因此可以估计出有关人物的财产情况。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完全不同。《似水年华》主要写人，写小说中的主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写作为陪衬的人物，而有时写得很仔细，比方他写家中的老女仆弗朗索瓦丝，一个农村出身的朴实妇女，头脑中充满农民的成见与迷信。这位老女仆在主人家已经服务了多年，主仆之间建立了感情关系。女主人很信赖她，喜欢她，往往拿弗朗索瓦丝的农民思想，天真和迷信的言论开玩笑，增加了小说的人情味。普鲁斯特有时也描写居室和室内的陈设，但都是一笔带过，简略而不烦琐；有时也写居室外面的庭园，甚至大门外的街巷，以及郊外的田野山川。这一切，都增加小说的人间气息，反映小说中的“我”的艺术家性格，诗人的敏感，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这一切可能使我国读者联想起曹雪芹不但精心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主要人物，十二金钗，也写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丫环，同时也以诗人之笔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亭台楼阁，曲水回廊，琼林玉树，使人感到亲切浓郁的人间气息。《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中，作者不惜大费笔墨，详细描写巴黎闹市上的各种声音，这是《人间喜剧》的作者无论如何想不到的。请问：到底是谁的“人间”味更浓厚呢？

　　作为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似水年华》和一般的回忆录以及一般的自传小说都有所不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回忆录。作者对回忆的概念，对于时间的概念都与众不同。他把今昔两个时间概念融合起来，形成特殊的回忆方式。比如他在儿童时期早晨喝一杯热茶，把一块俗名“玛德莱娜”的甜点心泡在热茶里，一边喝茶，同时吃点心，他觉得其味无穷。等到他写《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时，他重新提起这件事，好象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儿童时代，把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身边的人物都想起来了，好象“昔”就是“今”，“今”就是“昔”，“今”与“昔”结合，形成真正的生活。所谓时间，实际上是指生命延续。“延续”一词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术语，所谓生命，就是延续与记忆。如果没有记忆，思想中就没有“昔”的概念。没有“昔”也就没有“今”，“今”“昔”两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昔”与“今”的结合，就没有延续的概念，也就没有生命。所以有人说，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十五六年是关在斗室中度过的，他把窗帘都掩上，室中无光，白昼点灯，他的时钟与我们的时钟不同，我们的时钟上的指针是向前走的，他的时钟的指针是向后退的。他愈活愈年轻，复得了失去的时光，创造了断的生命。

　　《似水年华》和传统的小说不同，它虽然有一个中心人物“我”，但没有贯彻始终的中心情节。只有回忆，没有情节。这是普鲁斯特对于法国小说的创新，但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表现他对于生命的特殊感受而创造的新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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